江苏出台“双减”新规：严控作业总量 减轻考试压力

2007—2009年，印尼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50.8%上升到89.1%。

收入提高幅度最大的是世界各地的精英阶层——富裕国家的金融和企业行政人员——以及大批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的存在是对右翼所说的贫穷是懒惰和选择不慎的结果的一种蔑视。

不过，这种趋势并不代表普遍真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苹果（Apple）等开创性公司的业绩有赖于巨大的科技进步，其中的许多进步都由政府资助，这些公司在避税方面也显示了巨大的灵活性。同样在这些年，智利、墨西哥、希腊、土耳其和匈牙利等国大幅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在其中一些国家，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极严重），这表明，收入不平等不仅是宏观经济力量的产物，还是政治的产物。其中最富有的1%就得到了15%。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惊人——想想19世纪20年代英格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再对比19世纪90年代曼哈顿下东城和芝加哥南城的高楼大厦——但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到二战前后进一步加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美国和英国（还有以色列）开始出现。不均衡的全球化还将恶果带到了全球。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断了各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进程，此后经济出现了急剧波动。

2010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二十四年来的新高，新加坡的该年度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一年。注重在区域一体化过程的主导作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东南亚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步伐仍显落后。2009年，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经济均出现负增长。

1990—2011年，东南亚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从128.21亿美元增至1165.39亿美元，增长8.1倍。最早推行工业化的国家是菲律宾，但率先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是新加坡。

（见下页表1） （二）东南亚国家成为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 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和生产网络的格局变迁，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东南亚国家的生产跨国化得以不断发展，并日益成为国际产业分工和区域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据统计，1987—1996年，印尼经济年均增长率达7%、马来西亚为9.1%、新加坡为9.4%、泰国为9.5%、越南为7.1%。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不断下降。国际权威机构的研究显示，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同步性愈益增强。

各国继续实施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并启动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其中，各国在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人均制成品出口额、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制成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制造业增加值的中高技术产品比重、制成品出口的中高技术产品比重等6项指标的世界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跨国公司根据全球经营战略在东南亚国家的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纺织等行业投资设厂，并将其纳入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体系中。苏拉威西走廊——主要发展渔业、农业种植园以及采矿业。

【参考文献】 [1]王勤，2007a:《东盟国际竞争力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自1994年起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IMD，2012）。

2007—2009年，印尼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50.8%上升到89.1%。另一方面，各国政府积极实施刺激内需的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国内需求逐渐成为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面临着重新构筑区域经济与政治新秩序的局面，东南亚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上的合作，以及东盟组织扩大化，使东南亚成为世界和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力量。1997年，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首次跻身世界500强企业，排名第385位。（三）东南亚国家面临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长期以来，东南亚主要国家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国内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拉动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总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33%左右急剧攀升至2011年的约65%。2012年4个发行地方政府债的省市（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其债券的回报率甚至低于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这反映出其债券享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重信用担保。很多受到这一政策限制的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信托计划等方式隐性举债。

因此，如何更好地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协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增长目标之间的关系，同一地方政府短期和中长期财政状况之间的关系，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和改变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各级政府都应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和信息披露，提升自身的举债能力并降低自身的融资成本。

首先，中国必须推动其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减小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依赖。而与此同时，家庭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约40%降至2011年的约34%，远低于60％的世界平均水平。

2013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仅增长了6.9%，增速远低于去年。另外，目前中国地方官员考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任期内地方经济发展速度。

政府只有努力为各类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创造良好的运营空间，将注意力真正放在强化市场监督上，才能摆脱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融资困境 如何解决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难题，逐渐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的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事实上，中央政府在为地方政府进行隐性信用背书。随着地方政府逐渐为自己的长期财政状况负责，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也会得到相应的遏制。笔者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中国近期必须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财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不仅关乎财政收入和支出平衡，还关乎政府承诺的保障社会福利和民生以及缓解财富分配不均。考虑到在不久的将来财政收入增长有限，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需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审慎性和透明度。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借债和信用等级负责，保证自己的财政健康。GDP增长速度和地方财税收入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地方官员的仕途发展。

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单一、投资收益不确定，以及财政可持续性差的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然而，这种短期靠举债实现的GDP增长，往往不得不面对在中长期因为财政缺乏约束，投资效率低下，而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恶化和今后融资成本上升的后果。

这反映在地方政府债务的反常现象上。这种隐性举债不但难以监管和控制，而且无形之中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同时放松了市场对于借债的地方政府的约束。最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必须明确融资主体，保证风险可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得以明确的划分和公平地分担。参与正规的资本市场不仅将为地方政府提供它们急需的融资机会，还将有力地激励地方政府维持增长和财政稳健。

综观国际惯例，地方政府往往和中央政府一样有发行债务的权利。笔者认为，中国只要进一步推动在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税收系统和地方政府融资方式三个领域的改革，那么中国政府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在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情况下，应对其财政稳健性面临的挑战。

金融部门的改革深化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助于提高政府举债能力，并有助于积极监督政府财政决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过去几年已经迅速地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稳定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反观国内的情况，许多地方政府之所以并不担心，是因为地方政府本身没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他们并不对自身融资行为负全责。由于政府官员通常在地方政府每个职位上任期有限，而且官员考核是看其任期内的经济发展速度（而非发展质量），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对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问题不大关心，并常常通过短期内过度举债的方式，达到刺激经济短期高速发展的目的。